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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老外學做投行業務
價值中國推薦 2019-05-21 14:47 英大金融2018年第11期 解讀此文 收藏此文

  40年,我們向西方學習,在中國從無到有發展投行業務,為資金方找優質企業,為企業找發展資金,架起了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橋梁,促進了企業建立現代化規范運作制度。

  口述  |  豐習來  整理  |  本刊記者  張琴琴

  豐習來,中國建設銀行內控合規部總經理。在1995年中國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時,作為建設銀行一方人員進入中金,參與中金公司早期的籌建工作及業務交易;2013~2016年,任建設銀行倫敦有限公司執行總裁。


  1984年,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建設銀行工作,當年建設銀行接收的應屆畢業生有30多人,在相互交談中,有兩位同事說他們的新工作部門是“中國投資銀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投資銀行”這個概念。而中國投資銀行實際是建設銀行的一個全資子公司,主要負責轉貸世界銀行對中國的中小項目貸款。1999年,中國投資銀行被光大銀行收購,“中國投資銀行”這一專有名字也消失了 。

  進入建設銀行不久,因為工作關系,我開始對投資銀行業務有了接觸。當時我主要承擔外匯資金管理工作,業務范圍包括外匯同業拆借、外匯買賣、外匯套期保值和外幣債券投資等業務。由于有外幣債券投資方面的業務,經常有一些債券承銷機構如高盛、雷曼向我們推銷債券。因為我處在買方一邊,交易也只限于債券,所以對這些投行的了解還比較膚淺。

  進入中金,初識投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金融市場是什么樣子呢?

  商業銀行間接融資渠道占據主導地位,直接融資渠道匱乏,國有企業轉型面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的多重困難。中國已經確定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怎么把西方華爾街那套成功的經驗做法引入中國,利用外部資金力量幫助中國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成為一個難題。中資與外資合資成立一家金融機構,是一個嘗試。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金公司”)作為中國國內第一家投資銀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籌劃成立的。它由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合資而來,建設銀行是大股東,股權占比42.5%,摩根士丹利占比35%。

  1995年7月,我作為建設銀行的委派人員參與了中金公司的籌備,開始真正地了解并參與投行業務。1995年8月11日,中金公司正式宣布成立,辦公地點在復興門的光大大廈23層,辦公面積800平米左右,工作人員就20來人,總有種“地廣人稀”的感覺。

  中金公司在成立之初有一個非常開創性的做法,即大股東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簽訂“技術轉讓協議”,協議規定,中金公司成立前三年的全部業務由摩根士丹利負責管理,目的是讓中方工作人員能全面學習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務。

  為了學習做投行業務,我先是在香港接受培訓,后來為籌備銷售交易部,又去摩根士丹利總部接受了兩次培訓:一次是風險管理,一次是投資銀行業務和銷售交易業務,內容包括怎么去做IPO盡調、債券承銷怎么跟客戶算敞口、怎么控制風險等等,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都是非常新的。

  進入中金公司之前,我在建設銀行做債券投資,也就一個辦公室里的幾個人參與。后來借培訓的機會進入摩根士丹利銷售交易大廳,看到上千個交易員在交易時,那種震撼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美國市場債券流動性非常高。1995年10月27日,中金公司做了一個重大的業務決定——同意將公司的人民幣資金投資中國國債,而我當時為了完成2000萬人民幣國債的購入計劃,還得分十幾筆來做,每筆成交金額最大為幾百萬元,最小的僅為十幾萬元,在中介機構的大戶室里等了幾個小時,最后依然沒有買到足夠的債券,就是因為當時國內債券交易頻率低,流動性極差。

  深入業務,了解金融市場

  在中金的4年多時間,我基本就是跟摩根士丹利的同事一邊學習理論, 一邊進行實際操作,也就是“干中學”,期間參與了國家電力公司債券承銷、康佳A股銷售和中國移動在香港上市等工作,對投行的了解也越來越多。

  商業銀行可以為企業直接提供資金,投資銀行則不然,它的主要業務是證券發行、交易和擔任企業財務顧問,雖然商業銀行可以為企業直接提供資金,投資銀行則不然,它的主要業務是證券發行、交易和擔任企業財務顧問,雖然也可以為企業帶來資金,但必須有投資者愿意投資企業。也就是說,投資銀行是要在投資者和企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它不能直接為企業提供衣食,但能給企業提供獲得衣食的能力,對企業提高現代管理能力有很大的促進推動作用。

  不管是20世紀90年代還是現在,最有競爭力的投資銀行依舊在美國。除卻這些投行本身擁有優秀的人才之外,美國自由的市場環境是它們發展壯大的最主要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投行巨頭們或被并購或轉型,反映出過度創新的弊端,美國也在隨后的2010年頒布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建立了一個新的監管框架。這個框架從三個方面重塑了美國的投行業務:一是投資銀行要補充資本金率,降杠桿,避免過度投機;二是通過沃爾克法則,限制銀行進行自營交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三是一部分投資銀行轉型為商業銀行。《多德弗蘭克法案》也曾遭遇華爾街的不滿,但最終通過,現在看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十家銀行,美國依然有領先優勢,它的金融市場恢復能力是很強的。

    隨著1995年中金公司的成立,“投資銀行”成了國內市場非常時髦的一個概念。幾乎是一夜之間,國內的證券公司、信托公司都成立了投資銀行部,人們對“投資銀行”不再陌生。

    向美國的投資銀行學習了這么多年,我國的投資銀行業務已經從當初的沒有規則到如今有完整的一二級市場操作規則,這些都是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成果。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5年中金公司在論證是否要做中國債券投資業務時,摩根士丹利的債券專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內行問題,如中國國債采用何種清算方式,是否是國際通用的券款兩清,如何回避交易風險,是否有期貨市場,是否可以做空,市場的透明度和交易量如何。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利用之前在建設銀行的工作關系,拜訪了一系列監管機構、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主管司庫部的中金公司副總裁楊杉先生也做了二次調研。在整個調研過程中,被咨詢人員多是用“據說”“大概”“我們就是這樣做的”等模糊不清的概念來概括中國的金融市場,很少有人能拿出規范的市場運作程序和監管部門的規定。

    二十多年過去,《證券法》頒布,對有價證券的發行、交易、清算等各方面活動進行規范,“據說”“大概”等含糊不清的詞匯被拋進歷史的長河,取而代之的是明細的交易細則和一步步趨于完善的監管規則。2017年,中國股權資本市場為企業貢獻了6916億元融資,債務資本市場為非金融企業貢獻了將近5萬億元融資,這些都是我們金融改革的成績。

    放眼未來,提高國際視野

    過去40年,就我的親身經歷而言,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不可思議的。從之前2000萬債券要分批次等待好幾個小時才能交易完成,到如今敲下一個數字鍵就能瞬間完成交易,是很了不起的變化。中國的投行業務已經發展得很快,一級市場業務基本成熟,二級市場業務也已經做得有模有樣,這與改革開放40年中國實體經濟的高速發展成果密切相關。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方面我國一些大企業在海外并購中的成績并不理想,多有虧損情況發生;另一方面,在一些跨國并購案例中,鮮少有中國的證券公司能夠參與其中。這還需要我們的證券公司多補課,提高資產定價能力和做國際業務的能力,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走出去,提高出海企業的競爭力。

    站在2018年的關口放眼未來,世界形勢與1995年和2008年有很大的不同:跨國性投資銀行業務幾乎全部集中到美資企業手中。2016年4月12日,日本野村證券關閉其在歐洲的股票市場業務,這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購買美國雷曼投行業務的日本投行,因不堪虧損鎩羽而歸。與此同時,曾經想在投資銀行領域分一杯羹的英國巴克萊銀行、德國德意志銀行、瑞士聯合銀行屢屢碰壁,不得不回到商業銀行和財富管理上來。Fintech 將使目前的金融機構面臨極大的沖擊,金融的游戲規則正在改變,誰擁有了領先的金融科技,誰將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有先機。高盛前CEO貝蘭克梵多次宣稱,高盛是一家科技公司,正試圖構建一家科技版圖,摩根大通的目標則是成為“華爾街的亞馬遜”。

    下一個40年,我國投行業要解決國內外的困境,超越我們的“老師”,就要勤練內功,從自己最了解的中資企業入手,扎實服務好中資企業走出去;在跨國并購中,爭取能以財務顧問的身份加入其中,逐步彌補自身在跨國并購中的短板。我們那一輩,在最初與華爾街投行人士打交道的過程中,因為很多基本的金融概念沒有接觸過,對話都不在一個話語體系,比如他們說green shoe(綠鞋機制,美國一套非常有效且快速的穩定上市股價的機制),我們聽都沒聽過,根本反應不過來;如今國內這批做投行的人,知識儲備已與國際接軌,與華爾街投行可以在一個話語體系對話,剩下的只是業務精進的問題。當然,投行業務的國際化,有賴企業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居民投資國際化三方面的合力拉動。
責任編輯: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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